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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立夫:天涯涕泪一身遥

刘宜庆

陈立夫(1900-2001),名祖燕,号立夫。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,中国国民党政治家,大半生纵横政坛,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、国民党秘书长、教育部长、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。

陈立夫本来可以成为采矿工程师或学者,但陈家与蒋介石的特别关系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。

1917年,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,毕业后又赴美留学。1925年,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。就在陈立夫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的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,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,蒋介石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。陈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,但因哥哥的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,还是去了广州。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。

陈立夫知道蒋介石的暴躁脾气,常见蒋介石骂人。所以在接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职务前,他就对蒋说:“我没有别的要求,就是不能骂我……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,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。”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,蒋介石果然没有骂过他。

蒋介石一诺千金,令人称奇。不过在抗战期间,蒋介石斥责过陈立夫一次。1942年,陈立夫自行组建工矿银行,并自任董事长。对此,蒋介石大为震怒,斥责陈立夫说:“以一教育长而与士商经办银行,风纪何在?”即使面对胡适这样的大学者,蒋介石到台湾后,表面上对胡适彬彬有礼,礼遇有加,但在日记中也常责骂。一句“风纪何在”,对陈立夫的斥责算得上礼貌了。

主持教育

抗战爆发不久,陈立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,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。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,便是主持大学内迁,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。初迁长沙,合设长沙临时大学;再迁昆明,改称西南联大。西南联大大师云集,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。此外,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、训育制度、贷金制度、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,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。

陈立夫晚年在《成败之鉴》里,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部长时所做的工作,颇感自豪。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:

我献身党国数十年,于党政工作,多所参与,成败得失,有待公评,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,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,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。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,乃是最有意义、积极的工作,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,乃是最有收获的“长途”的投资。

其中最值得一提的,是他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“贷金制度”。考虑到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,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,陈立夫开创了由国家发放小额贷款帮助青年学生完成学业的制度,一共惠及12万多人,像杨振宁、李政道都是靠“贷金”完成学业的。陈立夫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,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他,他当年就是靠着这笔“贷金”完成了学业。

由于陈立夫的影响力,1947年5月26日,陈立夫登上了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封面。

离台赴美

1949年10月,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决定重整国民党,这也只是表面的理由,事实上就是要整肃CC派(中央俱乐部),以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派,是当时国民党党内的最大派系。

为削弱陈氏兄弟与陈诚的权力对比力量,1950年8月3日,蒋介石下令陈立夫24小时之内离开台湾。这一天,是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,也是陈立夫一生中最难堪的日子。就在这个时候,蒋介石派人送来了5万美金,说是资助给他的路费。

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,被迫带着一家老小远离台湾,当时年仅8岁的幺儿陈泽宠,还记得当年仓促得无法跟同学说再见的情形:“我那个时候还在念小学,很快就要出国,好像只有一两天的时间,反正告诉我要出国就出国了,没有什么时间道再见。”

临行前,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,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。蒋介石正好外出,宋美龄在家。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,做出依依惜别的样子,送他一本《圣经》,关切地说:“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,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,会感到很难适应。这里有一本《圣经》,你带到美国去念吧,你会在心灵上得到慰藉。”听了这一番话,陈立夫心中很不是滋味,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的照片,不无埋怨地说:“夫人,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,我还能指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?”宋美龄一时无语,颇感尴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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